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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反思——制度分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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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注:该文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201079913期。

小镇红绿灯的启示

——制度变形的典型个案

尚  勇



写作时间:2010年6月10日    浏览次数:4841


这是一个制度变形的典型个案(根据曾颖的《小镇红绿灯》改写)。

某小镇因发展需要,第一次出现了红绿灯。开始,民众对其感觉既新鲜又陌生,多多少少有些敬畏的感觉,听别人宣传,绿灯行,红灯停,基本都能照做。小镇车流不大,因而红绿的转换的时间并不长,15秒一轮。这15秒说长不长,但说短也不短,特别是对坐在汽车驾驶座上的人来说,就有点难挨了。

最先感觉难受的是该镇党委书记,作为本地最高地方官员,他每天不敢说要“理万机”,但“几十机”是要理的。在等了N次15秒之后,他终于等不了,一踩油门,将红绿灯甩在身后。接下来,镇长、副书记、副镇长、主任之类的领导们,也因有数量不等的“机”要理,而将那15秒钟轻易就甩在汽车了后面。

由于闯红灯现象的增加,镇上有关部门决定加大管理力度,派专人管理红绿灯路口,谁敢闯就记下名字,罚款或行政处理。

管理红绿灯的人上岗第一天,交通秩序恢复。第二天、第三天、第N天,镇书记的车终于憋不住,冲了过去。因为书记有急事,自然,管理日志上没有书记的名字。接下来,镇长、副书记、副镇长、主任等等领导的车,也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冲过了红灯。当然,违章日志上什么也没有记下来。

渐渐的,在小镇上,敢闯红灯且没有事的,便是有地位有关系的象征。而闯红灯被管被罚的,多半是偏远山村来的村民、牛车、驴车,这显然是没身份、没地位的象征。最终,红绿灯和红绿灯管理者都变成了“摆设”。偶尔有人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但那多半是迂腐的傻瓜,或者是不明就里的外来人。

(资料来源: 曾颖的《小镇红绿灯》,《今晚报》2008年12月2日第17版)

人说“一滴水里见世界”,我这次真的见到了:

小镇第一次出现了红绿灯。起初,民众基本上都能遵守。小镇的最高领导最初有些不适应、不耐烦,但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影响,以及对交通改革的支持,他尚能耐住性子,坐在驾驶座上“挨过”那不长也不短的15秒钟。不过,这里已经为交通新规的异变埋下了隐患。

在现有制度条件下,能够决定行动方向的只能是当地的最高官员。他的特权思想(他骨子里就认为管理制度和规则只能针对普通民众和属下)、他在当地的特权地位,以及由下面管理部门出台的新规居然将他自己也“装”了进去的不满情绪,终于在某个带有必然性的偶然诱因下迸发出来。他一脚油门,“将红绿灯甩在身后”。

对于在同一制度条件下熏陶出来的其它官员来说,他们的感受同“领导”大体一致,而有些人的特权思想甚至比“领导”更甚(这也是这些人拼命往上钻营的最基本动因),他们等待的就是“领导”耗尽耐心,怒闯红灯。现在,“先见之明”已成现实,焉有不紧跟的道理?

不过,在领导层,也可能有人产生过些许犹豫——“毕竟,这新规则有利于维护小镇的交通秩序,况且新规则已经实行,由领导层率先破坏是否恰当?”但是,如此犹豫往往只是“一闪念”。因为,“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是为官的基本诀窍。领导“怒闯红灯”,你不闯,什么意思?你比领导德高?你想谮越?

当然,如果某君的犹豫不是“一闪念”,且中规中矩遵守新规,那他的“官运”也就到头了。领导能够容忍下属犯错,但决不能容忍下属有“异己”思想和行为。

面对日益增加的闯红灯现象,交通管理部门加大管理力度本在情理之中,但是“记下名字”,出招太狠,这既为日后制度变形埋下了隐患,也迫使现代交通管理走向了它的反面。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既有的制度条件下,不可能将“官”与“民”放在同一管理平台上,这是现代管理制度面对“封建残余”普遍会遇到的问题。显然,作为交通管理的职能部门,新规的制定者尚不具备驾驭更高制度层面的能力。

作为小镇的最高领导人,在严厉的交通管制下收敛自己“闯红灯”的行为,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封建特权思想已经深入其骨髓,若没有根本的制度变革,他的观念与行为方式不会有所改变,况且,既有的制度安排也支持并有利于他行使自己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后面的局面就合情合理了。

小镇的最高领导在第N天后再次率先“闯红灯”,而且违章日志上注定不会有他的名字,否则,就意味着他的权威受到挑战,他面临新的政治斗争。

象上次一样,领导层的其它成员“紧跟”领导,纷纷“闯红灯”,而违章日志上自然也不可能有他们的违章记录。

然而,此后的制度变形可能令所有当事人(小镇领导层和交通制度的制定者)始料未及,不过,它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设置了“实名制”违章记录,且记录与经济挂钩,而领导层违章又都没有记录,于是,小镇中层以下的实权人物自然有办法逃避违章记录,与领导层和实权人物有关系的可以通过“关系”“摆平”交通管理人员,没有“关系”但愿意出点小钱的也可以畅通无阻。

作为交通管理部门,面对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他们只能采取退让政策。若交通管理部门的领导有“个性”,他可能会让人撤掉红绿灯,以表示自己管理失败。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承认失败的勇气,于是,失效的红绿灯仍然挂在那里,违章日志也在续写,不过,它多半只能记录下那些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办法”、也不明就里的远山村民。

最后,成为“摆设”的小镇红绿灯连同它所代表的制度意义一起,以一种当事人不曾想到的方式,成为制度研究者的极佳案例。

(感谢《小镇红绿灯》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制度变形个案!)

近两年,笔者在给受训官员讲授《制度问题研究》时,总要讲述这个小镇红绿灯的故事。在作了简短的制度分析以后,笔者总要给他们留下两个思考题:

一曰:在制度管理层面,你从这个制度变形的个案中得到什么启示?

提示:领导层率先垂行对于管理制度的实行效果至关重要。进一步,领导层的风气,对于社会风气的形成尤其至关重要。

不是吗?如今全社会诚信缺失,不是与主流社会到处弄虚作假、官场假话空话满天飞、国有企业假帐盛行,大学殿堂假论文假文凭空前绝后,以及学术科研大面积堕落(详见拙作《畸形的学术科研制度》)密切相关吗?

二曰:在社会制度层面,如果该镇实行民主政治,地方最高官员由全体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还会出现个案中的结果吗?

显而易见,民主政治是封建特权的天然克星!历史和现实都如此教导我们。

2010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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