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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反思——制度分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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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学术科研制度(1)

尚  勇


我国现行的学术科研制度是一个畸形制度,它的主要特征是行政主导和唯利是图。在制度学意义上,这是一个被权力和金钱严重扭曲了的坏制度。

、现行学术科研制度概要

我国现行的学术科研制度可以简单表述如下:

1、学术科研机构官本位化。各单位的学术科研机构表面上与行政机构分开设置,实际上却还是由这些单位的行政机构所主导,其领导机构一般都是按官位大小、行政级别高低来排序。原本应该远离“官场”的学术性组织,却充斥着大小行政官员,通行着“官场”规则,越来越远离学术宗旨。

2、官本位化的学术科研机构违背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运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学术科研活动。一般地做法是,制定非常复杂的指标体系去量化并考核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

3、在上述貌似科学客观的评价基础上,制定学术科研的资助和奖励制度,并将科研人员的职称晋升和福利待遇与之挂钩。

4、各学术科研单位(各类中高等学校、专业研究机构等)通过所谓的学术成果,谋求排序“升位”,或者跻身所谓的“强校”和“名校”行列,从而获得更多的教育科研资源,并得以增加本单位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各学术科研单位的行政官员则通过这些所谓的学术成果创造所谓的“政绩”,从而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

概言之,这个制度的性质是官本位,奉行的是“官场”规则,管理手段是行政式的量化考核,利益机制是学术评价与经济和政治利益挂钩。

、学术科研制度的几个子制度

1“学术称号—官位”互惠制度

(1)由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在这里是以升官为荣,而不是以学术成就为荣),学术拔尖人物往往被拽进官场,勉为其难,既做不好官员,又做不了学问。当然,也有人将学术成就作为敲门砖,凭借点滴学术成就挤进官场。

(2)干部“知识化”的形而上学变形,使得官场中人青睐“教授、院士等学术称号”,由此,官员公费“混文凭”、谋求教授职称、博取院士称号成为官场时尚,而不读书、不考试、不做论文的“三不硕士”、“三不博士”成为许多重点高校的一大景观。

(3)“官员+学者”式的人物集两种优势于一身,占尽先机。“官场中的学者”在同等条件下,比别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而“学者中的官员”则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学术研究资源,而且,往往不专心做研究,甚至不做研究而名利双收。

(4)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形成的“学者式技术官僚”集团,事实上扭曲了正常的学术活动,阻碍了学术进步。

(据《新京报》报道,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多年从事魔芋开发研究,被誉为“魔芋大王”,曾10多次自费深入大别山,进行科技扶贫。7年前,他受到温xx总理接见,随后被破格评为正教授,并成为安徽大学建制以来少有的全国劳动模范。2007年4月25日,58岁的何家庆因为看不惯越来越严重的高校行政化倾向,向自己所在的生命科学学院申请提前退休,“我留下的时间不多了,只想做点事情。”

在何家庆看来,“现在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而且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到该改的时候了。”据他介绍,现在全校中层干部多为博士、教授,而且,还有很多人都想着往里钻。何家庆认为,这些人很年轻,也有很高的学识,国家要培养这样一个人才不容易,如今都进入管理层,实在是浪费资源。更重要的是,一些博士、教授当上领导后,还占用了两份资源,即教学资源和行政资源,这样一来,实际上打击了年轻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学校发展。)

2学术科研量化考核制度

(1)学术科研量化考核制度的核心是,根据发表论文的数量确认学术研究成果的大小,根据学术论文所发表报刊的行政级别来判定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

(2)学术评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很短,一般是一年一考核,长的也就是三年一考核。

(3)由那些非常复杂的学术成果评价指标体系产生了非常繁杂的表格,而这些表格基本上等于科研成果,它决定着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甚至命运。

这种考核制度产生了以下弊端:

第一,量化管理考核造成了追求数量、轻视质量的问题,造成了质量下降,创新无趣,造假和机会主义泛滥,进而导致“学术垃圾”遍天下。在社科领域,尤其为甚。

第二,本来,论文的质量水平应该以它的实际学术水平来评价,现在简单地以论文所发表报刊的行政级别去评价,于是,人们“研究”的重点就不在学术本身,而是如何谋求在高级别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第三,由于省级、国家级报刊版面有限,而需要在这些报刊发表的“研究成果”又太多,于是,在允许“创收”且灰色收入泛滥的制度背景下,这些报刊的版面就成了牟利工具,“版面费”应运而生。

第四,有了“有偿稿件”,自然也就有了“抄袭成风”。对于作者和准作者(指东拼西凑抄袭别人的“作者”)来说,我已经出了钱,我的 “论文”你就该“发表”,你管我怎么东拼西凑抄袭来的。对于报刊来说,既然已经收了人家的钱,就有了帮助人家作假的义务。

第五,考核周期过短,必然导致科研人员行为短期化。研究人员不愿意作一流研究,因为一流研究要花很长时间,风险很高。为了完成论文考核指标,他们往往放弃那些需要长时间积累的重大学术课题。由此产生的恶果是,我们社会长期缺乏科研精品,缺乏学术大师,缺乏冲击“诺贝尔奖”的人选。而“内部人”自己评出来的所谓“精品”,好多其实都是滥竽充数。

第六,那些非常繁杂的表格让科研人员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据说,我们的那些学者、精英们,也包括那些正处在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要花很多时间忙于表格大战。

(更加荒唐的是,越是能够适应这种学术科研制度的人就越是能够名利双收。陶东风先生就曾经犀利地指出,那些擅长于填表的人,成为了专业的“填表教授”;那些整天忙于跑学位点的人,成了“跑点教授”;有能力一个人同时运作几个甚至几十个项目的人,成了“项目教授”;而那些整天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讲学的人,成了“行走教授”。见陶东风:《当代学术体制反思》)

3科研课题项目制度

为了鼓励学术科研活动,国家设立了“科研基金项目”。实事求是地说,这个举措对于学术科研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却深刻地反映出官本位意识对学术界产生的毒害作用。

(1)现行制度将是否争取到“中央级”、“国家级”或者“省部级”重大课题,作为高校和科研单位评“学位点”、评学术级别、排名次的一个“硬条件”。这诱使不少高校和科研单位把争取“中央级”、“国家级”或者“省部级”重大课题作为单位评级升位的重大措施。在每年的项目课题申报期间,一些单位(尤其是那些实力稍弱的单位)四出活动,托关系,找门路,送贿赂,以求有关权威人士的“支持”。

(2)一方面,许多单位把职称评定与能否争取到高级别项目课题挂钩(如有的单位明文规定,评高级职称必须是“国家级”课题主持人)。由于“僧多粥少”,迫使科研人员千方百计拼抢项目课题,由此而产生的腐败行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据说,这些项目课题最后能够研究出什么样的成果,对职称评定却是无关紧要的。

(3)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同时也是本单位学术机构的领导,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学术带头人的有利地位,能够很方便地将包括高级别项目课题在内的学术科研资源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分配。不少人如此这般拿到了学术科研资源,却没有能力或者没有精力去进行科学研究,只能“分包”下去,由其他研究人员或者在校研究生代劳,他们自己名利双收。

(4)学术科研资源和利益的现实分配格局,扭曲了包括学者在内的一部分科研人员的价值观。他们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身份,而是千方百计地去争得一官半职。虽然有不少人对此嗤之以鼻,但更多的人却是趋之若鹜。官场上的投机钻营之风已经严重腐蚀了我们的学术界。(宋惠昌:《警惕学术官本位化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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