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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争论的要害在于维护什么人的利益

李尚勇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推进都将关系到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重大利益调整,任何重大利益调整都会在理论上有所反映。这是我国2001年前后经济学界股市争论的社会背景。

我国目前的股市存在着许多重大隐患,搞不好可能会诱发一些严重社会问题,这其实无需争论。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点:其一,不少上市公司上市“圈钱”是不争的事实。有合法的圈(当然也有正经上市融资的,但不少是弄虚作假,虚盈实亏,至少是效率很差),有非法的圈(例如那些由企业和有关部门相互勾结欺骗公众和广大股民的骗子上市公司)。其二,股市泡沫已经吹得越来越大。2000年,全球38个主要股票市场,仅有6 个上涨,惟独中国股市升幅高达136.6%,2001年1月,上证综指突破2100点。据测算,目前沪深两市的平均市盈率约为60倍,大大高于正常值(按目前的实际经济情况计算,正常的平均市盈率大约应该在20倍左右)。在总量上,目前流通市值约2万亿,按“正常平均市盈率/虚高平均市盈率=20/60”计算,股市应跌去67%,即应缩水1.34万亿元,按目前的5000万投资人计算,人均损失2.68万元。(陈涛《南方周末》2001/2/15

如果注意到中小投资人在整体上是投资者中被高价位套住的弱势群体且比重很大这一事实,那么,很清楚,股市缩水的真正承受者将是普通股民和民众。虚高股价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股市缩水或迟或早总要发生,能够“胜利大逃亡”的决不可能是普通股民。这是什么?这是又一种形式的社会财富再分配。问题在于,这种社会财富再分配形式是否公平?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率?是否是我们的改革所需要的?

吴敬琏先生关于“基金黑幕”的谈话和“股市不能太黑”的呼吁,实际上是对这种不公平、不合理且无效率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形式的批评。他的意思非常清楚,他不是反对股市,也不是否认股市发展对我国改革的积极意义。他是反对巨大的违规资金入市投机,反对形形色色的“庄家”操纵股市坑害小股东,反对少数利益集团通过非法、违规或欺骗手段剥夺普通民众;同时,他也善意批评了我国股市泡沫太大,善意批评那些完全无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残酷现实,反而痴痴迷迷、糊糊涂涂地盲目入市跟风投机的小股民。显而易见,作为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倡导者之一,他尖锐批评股市“黑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股市的规范发展,使其能够发挥优化资本配置的功能。

与吴敬琏先生“论战”的一些经济学家采取“混淆概念”、“偷换论题”、“断章取义”等明显违反普通逻辑的手法,故意曲解吴敬琏先生的本意,这的确让人费解,让人沉思。他们在干什么?近日,读到清华大学秦晖先生的几段话后,心里豁然开朗。他说,“这次争论有明显的社会利益分化背景”。真是一语破的!秦晖先生认为,“一个危机中的大家庭不大可能为是否分家的争论而打架,却很可能为分家不公而打架”;同时,他还认为“在转轨时期‘如何分家’之争比分不分家之争更尖锐”。(秦晖《南方周末》2001/3/15

秦晖先生的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前苏联的那个“私有化怪胎”。当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的国家官僚行政体制,而国有企业则仍然掌握在原厂长经理手中,同时,乱世中又涌现出一批黑手党暴发户。这三部分人迅速成为俄罗斯最有实力的社会集团,他们互相勾结,用各种“合法”与非法手段,以最低价格或根本不付钱的方式,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这是一个无序的、充满犯罪与掠夺的过程。那些本来一文不名的一小撮人,几乎没有经过原始积累,便在三、四年的时间内攫取了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国有资产,迅速形成了一个金融工业寡头集团,并控制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而俄罗斯社会的弱势群体,即那些中老年人、弱势地区和行业的人们, 在物价飚升、卢布极度贬值和无序私有化的汹涌浪潮中,一生的劳动积蓄顷刻间化为乌有,一下子从原来的小康生活堕落到温饱与饥寒的边界上。(罗炤《经济学消息报》1998/10/30)俄罗斯的这一“私有化怪胎”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是造成他们政治困惑、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其实也是造成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不是苏式私有化,但是却要警惕苏式“私有化怪胎”。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市场经济在走上良性发展、规范运作以前,都需要一个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对于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通过何种形式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实现这种原始积累。我国的现实是,在合法原始积累形式(虽“合法”但却可能不合理、不道德,不过,“合法”或打着“合法”的幌子是它的特征)积累资本的同时,各种非法原始积累形式早已粉墨登场。有贪官污吏疯狂敛财(目前的敛财级别已达到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元的水平,如成克杰、胡长清和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据专家估算,因贪官们敛财而每年造成的损失约在8000~1.2亿元之间,远远超过了国家当年的税收总额〈索易《每日新闻》2001/03/13〉),有国企老总化巨额国企资产为私人资本并将其转移到国外,还有众多的蛀虫以各种形式蚕食鲸吞国有资产,更有各种黑社会、准黑社会或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与手握重权的腐败份子相互勾结,以走私、骗税、造假、非法操作等等形式鲸吞国家财富、社会财富(单是近年来就有长长的一串案件,厦门远华走私案、潮汕千亿骗税案是其中的典型),而通过股市违规非法圈钱、套钱只是这些非法原始积累的又一种特殊形式。

这种通过股市违规非法圈钱套钱的原始积累形式较前几种非法原始积累形式更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它以非法、违规和欺骗手段直接剥夺普通民众,而且数额巨大。例如,仅一个“中科创业”股票就让人捞了至少4亿港币,并被成功地偷运到了香港。(实际上,这些以非法原始积累形式聚敛起来的钱财,大多被转移到了国外。俄罗斯如此,我国也是如此。1991年以后的几年,俄罗斯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在1988~1997年的10年内,我国有超过15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率高达51%〈宋文兵《经济研究》19995期〉)。其次,我国普通股民承受股市暴跌的能力极差。这与欧美等国完全不同。在美国,标志着新经济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一年来一路狂跌,2001年3月已经较2000年310日创下的最高价下跌了64%;在科技类股中,“微软”一年跌去了63%,“雅虎”更惨,从去年3 22日创下的205.63美元跌至今年313日的16.06 美元,惨跌92%以上。即便如此,美国人的承受力也还不会出问题。因为,他们的上市公司有业绩基础;股票投资只是他们多种投资方式中的一种,且所占比例不大;他们的股市比较规范,一般不会有心理或情绪方面的问题。我国普通股民在整体上缺乏这种承受力。一则不少小股民就象“烟民”无视“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一样,完全无视政府关于“股市有风险”的警告,盲目入市跟风投机;二则不少普通股民其实是低收入者,他们倾其一生半生劳动积蓄冒险投资,有的下岗工人甚至视炒股为再就业;第三,普通股民对股市的违规非法炒作心知肚明,当股市风浪不大时,普遍祈求祸水它引,自己发点小财;当股市黑风真正袭来的时候,这种畸形的心理承受力必定顷刻瓦解,人们的情绪焦点必定指向股市黑幕,指向股市监管部门,进而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面对有着如此严重恶果的股市“黑流”,及其不公平、不合理、无效率且极易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形式,吴敬琏先生挺身而出,令人钦佩。这是2001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评选“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吴敬琏先生能以最高票数当选的主要原因。人民爱戴能够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经济学家!相反,那些与吴敬琏先生“论战”的经济学家们就令人生疑了。为什么要维护这种社会财富再分配形式?这让我想起了世界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一次在武汉演讲时所说的一件事,他说:“我有个同事见香港经济不好,大声疾呼,香港只要救活房地产,任何问题都能解决,香港政府就信他,所以保住房地产价格,可是他有点秘密我是知道的,他自己买了许多房产。”张教授认为,“经济学者本身也是人”,“许多人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所以,他对经济学者给官员们的建议“常持有怀疑的态度”。他说:“我不知道这些建议真正是为了社会,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经济学消息报》2001/1/26

“经济学者本身也是人”绝对是真理。但是,人还应该有“良知”。面对股市“黑流”,面对这种不公平、不合理、无效率且极易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形式,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应该肩负起民族、社会因其职业而对他的重托。笔者之所以要呼吁“良知”,是因为国人不久前曾大失“良知”,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些年代,表面上为了“极左”政治,实际上为了一己私利,多少人迷失了“良知”,干出了多少将令子孙后代所不齿的事情。在今天,这“一己私利”具有更大更直接的诱惑力,人的“良知”更容易迷失,更可能被出卖。愿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是有良知的,因为,经济学家有着特殊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重于泰山!为了一己或个别利益集团的私利而放弃这种社会责任,必将被人民所唾弃。愿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不要辜负了人民对他们的期望,能够对深深地爱着他们的人民负起他们应负的责任。

2001324日初稿

2001413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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