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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注::该文发表在《华东经济管理》2006年第4期 >>去评论

初次分配也要贯彻公平原则

李尚勇

【内容提要】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实行了劳动力低成本政策,劳动分配率偏低。这既牺牲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悬殊”的现实;又导致低水平竞争和落后生产方式盛行。本文主张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贯彻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去,既要解决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利益受损的问题,又要从初次分配环节先行减少过大的收入差距,为再分配最后解决公平问题创造条件。

【关键词】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劳动分配率  公平  效率

一、解决公平与效率矛盾的争论再起

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1992年,我国在经过了14年改革开放的摸索、争论、犹豫和痛苦以后,终于决定完全放弃计划经济,选择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意味着,我国选择了注重效率去推动社会进步。当时提出的基本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大锅饭和极端平均主义,一开始搞市场经济是不容易真正做到“兼顾公平”的。在这种背景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具有矫枉过正的效果。这也就是说,为了纠正计划经济极端平均主义的畸形公平,市场经济的“效率”在有意无意的情况下,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结果,效率是优先了,而且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公平并没有被兼顾到。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逐渐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贫富过分悬殊”的问题。

面对公平与效率关系失衡的现实,理论界兴起了新一论的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讨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人想颠倒二者的关系,搞“公平优先”,人们普遍表示反对。但更多人是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入手提出对策,典型的观点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也有人走极端,例如,姚鸿健先生就认为,“在市场制度下的初次分配中,找不到一般人所祈求的道德意义上的‘公平’”,“体现公平的任务只能在再分配环节中实现”,“解决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讲,不能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去寻找”。[1]

公平与效率的难题,又一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生产活动形成的净成果在参与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及政府之间的分配。所谓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即劳动者得到工资,货币资本得到利润、利息,人力资本(表现为技术、管理、信息等)得到报酬(利润),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国民收入再分配是政府参与或者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第二次分配。国民收入再分配一般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金融和行政手段进行。

 主张“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观点是希望通过政府再分配解决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是,这种解决方式会面临这样的困难,即政府再分配并不是无所不能,它并不象生日宴会上切蛋糕那样容易,那样随心所欲,它要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再分配的最终结果往往很难实现向劳动者倾斜的最初目标。特别是,当初次分配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收入悬殊”和“贫富不均”时,政府的再分配事实上并没有能力去扭转局面,实现社会公平。在极端情况下,当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时,就会出现金钱财富收买权力,进而操纵社会,完全破坏人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情况。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重视。

断然反对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的,大多担心在初次分配中公平淹没了效率,担心公平否定了市场经济,担心改革因此而倒退。其实,老百姓和那些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工作者们并没有把“多劳多得、按资分红、技术入股、企业高层经理人员拿几倍十几倍职工工资”[2]看成是不公平现象,而且,人们也都明白,保持适当的(有的甚至是较高的)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保持效率所必须的。事实上,目前我国公平与效率关系失衡的原因,并不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坚持了“效率优先”注重了效率,也不是市场经济的效率发挥得太多太好过了头,而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没有做到“兼顾公平”。所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显失公平是造成目前收入差距过大、“贫富过分悬殊”的主要原因。

二、我国初次分配显失公平的现状和危害

定量和定性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的现状,是解决初次分配显失公平问题的前提。李军鹏先生为我们的定量分析提供了相关工具和资料[2]

按照李军鹏先生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个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一是劳动分配率;二是每小时劳工成本(包括工资和福利)。劳动分配率是指一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越公平。

1、当代规范市场经济国家的状况。当代规范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1999年,日本的劳动分配率为54.18%,2000年,美国的劳动分配率为58.31%,德国为53.84%,英国为55.27%。同理,每小时劳工成本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越公平。1991年,欧洲共同体国家每小时劳工成本达17.61美元,美国为14.5美元,日本为14.59美元。西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保障税在国民收入中占有愈来愈高的比重,西方国民的社会保障越来越依赖于从企业资本中收取的利润。如1991年,欧洲共同体国家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为7.57美元,美国为4.13美元,日本为6.20美元;分别占每小时劳工成本的43.0%、28.5%和42.5%;分别是工资的75.4%、39.8%和73.9%。

2、与当代规范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已经出现了重大失衡,劳动者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这是造成我国目前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关系紧张、利益冲突加剧的根本原因。其具体表现如下:

(1)我国的劳动分配率偏低。2001年全国各地区加总的劳动分配率为51.45%,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分配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01年,上海的劳动分配率仅为34.90%(而营业盈余率却高达25.72%),北京为45.75%,广东为46.47%;分别比全国的劳动分配率低16.55、5.7和4.98个百分点;分别比当代规范市场经济国家平均最低的劳动分配率低19.1、8.25和7.53个百分点。

(2)我国劳动者工资低廉、社会保障水平极低。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分析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定义为1.0,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香港为4.6,印度为2.5,韩国为2.6,南非为3.4,日本为2.9,美国为2.6。[3]如果用工资的绝对值进行比较,差距就更加惊人。以1998年各国制造业雇员的日工资为例,中国、香港、韩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分别为3.37、43.26、48.49、108.00、113.87、121.33、131.26美元。各国日工资分别是我国的12.84、14.39、32.05、33.79、36.00、38.95倍。[3]

劳动力价格低廉,从短期看,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从长期看,扭曲了劳资利益关系,蕴藏着深刻的社会不公正,势必危及国家稳定、阻滞生产力发展。

劳动者的工资低和福利保障低是劳动力成本低的表现,其实质是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值低。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的劳动力价值被人为压低。许多地方政府,一直把劳动力的低成本当作招商引资的法宝。不少企业也把压低劳动力成本当作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重要手段。然而,实行劳动力低成本政策有以下弊端:

(1)牺牲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悬殊”和“社会保障水平低”的现实。由于压低劳动力成本(目前主要表现为,压低工资和逃避缴纳员工的养老保险)是最简单、最奏效的盈利方法和竞争方法,所以,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拼命压低劳动力成本成为不少企业和其它用人单位的选择。据笔者了解,有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故意不给员工(有正式工,也有临时工)缴纳养老保险,员工往往还不敢过问,这些用人单位既有集体和个体私营单位,也有国有单位,有的甚至还是国家行政单位。

(2)直接导致低水平竞争和落后生产方式盛行。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作为竞争力,是一种落后的低档次的竞争力。从长期来看,这种所谓的“竞争力”必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因为,低工资低福利造成虚假利润(正常利润不应该来自于对劳动者的直接盘剥),虚假利润阻碍了技术进步,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进步。它的直接后果是,在我国相当多的地方,低水平竞争和落后生产方式盛行。

(3)低工资政策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不符合规范市场经济的原则,不符合国际竞争原则和WTO规则。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它包括三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维持劳动者家属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三是劳动者的教育和训练费用。正常的劳动力成本应该包含全部的劳动力价值。

国际市场上商品的正常价格一般都包含了商品生产所在国正常的劳动力成本,在表现形式上,它一般包含了劳动者的正常工资和三项基本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由于我国实行低工资政策,又没有依法推行三项基本保险,所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出口商品价格低。虽然这种价格低廉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这也是我国国际贸易纠纷不断,频招他国“反倾销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这种原因,美国和欧盟等国不给我国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地位,这实际上劣化了我国中长期国际贸易环境。随着我国全面履行WTO义务的临近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我国的劳动力低成本政策还会带来更多的国际贸易摩擦、纠纷和麻烦。

(4)低工资、低消费政策最终会削弱我国吸引外资的力度。在新经济时代,投资是跟着技术创新走的。比如,美国和欧盟的平均工资比我国高得多[4],但每年吸引的外资也比我国高很多。1979-2003年我国24年共引进外资4998亿美元[4],而美国和欧盟只在2000年一年吸引外资超过千亿美元的就有3个国家,美国2811.2亿美元,德国1760.6亿美元,英国1304.3亿美元。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大陆407亿美元,而直接投资中国香港则达到645亿美元;2000年世界对外投资总量的79.1%流向了发达国家。[5]可见,国际投资追求的是技术创新或更有利于技术创新成长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单纯的低工资。那种以为长期的低工资、低消费能够长期吸引国际资本,实现长期高增长的想法,是一种计划经济式的幻想,并且正在延误社会经济进步。

三、正确处理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基本原则

鉴于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显失公平并造成公平与效率失衡的具体情况,笔者主张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贯彻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去,既要解决我国初次分配中出现的劳动者利益受损的问题,又要从初次分配环节先行减少过大的收入差距,为再分配最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贫富过分悬殊”问题创造条件。因此,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基本原则有两条: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第二,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解决公平问题。

1)初次分配中的“效率优先”

在初次分配中坚持“效率优先”,就是坚持市场经济,并以此与计划经济和绝对平均主义划清界线。那些反对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的,大多担心公平淹没了效率,担心公平否定了市场经济,担心改革因此而倒退。笔者旗帜鲜明地主张在初次分配中贯彻“效率优先”,就是要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不动摇,坚持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规范竞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这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同理,笔者反对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优先”。在初次分配中搞“公平优先”,就否定了初次分配中的“效率优先”,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否定了改革开放。

2)初次分配中的“兼顾公平”

在初次分配中“兼顾公平”,就是要将市场经济“规范化”。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兼顾公平”原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不是要消除收入差距,而是要搞由国际经验证明了的“规范的市场经济”。在理论上,规范的市场经济可能会有很多标准,但核心的就两条:

第一,能够通过法律制度去规范政府和经济主体的行为,避免滑入“坏的市场经济”的境地[6]

规范政府行为就是要通过法律制度去约束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和任意干预,避免政府极其官员的腐败。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制度去约束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规制市场,维护正当竞争,避免经济强势集团和强权势力垄断市场,掠夺社会,掠夺弱势群体。

我国的经济改革要坚持以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一系列规则,并且确保这些规则的有效实施;要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进竞争环境公平,保障公平竞争结果的实现;要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惩治非法经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收益,保护个人合法收入和合法财产的安全。同时,要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健全对政府行政的监督机制,用制度来防范腐败的发生。

第二,能够通过法律制度去规范劳资利益关系,避免陷入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基本关系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演变。1978年,我国就业人员为4.02亿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70.5%;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29.5%。2003年,我国就业人员为7.44亿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49.1%;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50.9%[7],这表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已经成为我国就业的主体。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劳资关系已经成为我国的一种基本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一认识是符合我国客观情况的。

在劳资关系已经成为我国基本社会关系的条件下,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应该将重点放在劳资关系的管理上,力争建立规范、公平、合作的劳资关系,以劳资关系的管理带动对其它社会关系的管理。为此,政府应该全面改革工会、行业协会、职业协会等自治型社会组织,赋予其协调内部关系、表达共同意志、调解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职能和权力。

其中,工会应该成为劳动者自己的组织,即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自治组织,而不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组织。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工会组织在协调劳资关系中应该具有谈判能力,应该在劳资利益协调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应该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范、劳资利益协调的新型劳资关系机制。

2、提高劳动分配率,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目前迫切需要解决初次分配显失公平的问题,为此,需要提高我国的劳动分配率,其主要措施有:

(1)政府应加快最低工资立法,将教育、医疗等费用纳入最低工资保障范围,并根据家庭人口、生活费用、教育、医疗、物价水平等因素确定职工最低工资,保障劳动者家庭的基本生活、教育和医疗需要。

(2)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维护劳动者利益的作用,积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在企业推行劳资合作制度、集体谈判制度、集体合同制度等,改善劳资关系,平衡劳资利益。

(3)政府应完善对全体劳动者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体系。建立建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提高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薪金税占税收的比重;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改变目前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局面。同时,要加快税制改革,让先富起来的人多交点税,让他们为建立建全社会保障体系多作贡献,以回报社会。

(4)政府应加大劳动监察力度,依法纠正并处罚用人单位在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安全保障、伤亡事故等方面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5)政府应制定政策,给所谓的“农民工”“国民待遇”,消除事实上存在的对他们的制度性歧视,包括身份歧视、用工歧视、工资歧视、福利歧视和社会保障歧视等,将他们纳入“员工”和“职工”的范畴,为他们落实前面的4条措施。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1)由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应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在再分配领域没有必要人为放大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再去拿效率说事。至于政府在再分配领域应该如何贯彻公平原则,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已有很多很好的论述和对策,笔者没什么新意,也就不再赘述。

(2)从制度层面来说,我国目前“收入悬殊”、“贫富不均”、公平与效率关系失衡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市场经济制度不规范、不完善;二是腐败。笔者在这里提出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只为解决前一个问题提出对策。至于腐败问题,那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去解决。

二〇〇五年九月一日 


[1] 姚鸿健:《公平与效率孰先孰后》,《学习时报》,2005年8月1日(转载)。

[2] 李军鹏:《质疑“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中国经济时报》(京),2004年4月29日。笔者此处只引用了该文的基本观点和数据,本文的表述作了较大改动。

[3] 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劳工统计年鉴》。(本文按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

[4] 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5]  国家统计局网站:专题统计\国际数据\国际统计数据2002\《外国直接投资(2002年)》。

[6]  钱颖一:《警惕滑入坏的市场经济》,《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6月23、30日。

[7]  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1]李军鹏.质疑“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N].中国经济时报(京),2004-4-29.

[2]钱颖一.警惕滑入坏的市场经济[N].经济学消息报,2000-6-23, 20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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