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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专著:制度困局三部曲——李尚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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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公众走出“放松人口控制”误区

李尚勇

《人口困局》一书作者

写作时间:2014年3月9日    浏览次数:2006  
 

【内容提要】近些年,我们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放松人口控制”的错误思潮。由于人们没有去深入研究我国目前面临的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这一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对我国一触即发的资源和环境危机没有清醒认识,所以对这一错误思潮的危害缺乏认识,这导致近几年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越来越被动。本文介绍学术专著《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对资源环境与人口困局的研究,指出“放松人口控制”的错误资源环境观和“放弃人口控制,鼓励生育”的严重错误,回答了“放松人口控制”错误思潮对我国控制总人口基本国策的责难,揭示并还原了我国诸多人口问题的真相,从而匡正了人口问题上的理论误区,也为继续坚持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资源透支;环境污染;人口困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毋庸讳言,近几年,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越来越被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面对“放松人口控制”的错误思潮,理论界几乎一筹莫展。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没有去深入研究我国目前面临的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这一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对我国一触即发的资源和环境危机没有清醒认识。

笔者历时5年完成了学术专著《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本书的研究显示,30年来,因为“人口高位运行”(指我国人口在10亿~14亿之间运行),我国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日益紧张起来。目前,这一紧张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本书的资料和数据显示,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透支,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严重雾霾“突然”大面积爆发仅仅是开始);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基本的国情。

在上述背景下,本书全面评述了“放松人口控制”的错误思潮,揭示并还原了我国诸多人口问题真相,从而匡正了人口问题上的理论误区,也为目前继续坚持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一、“放松人口控制”的错误资源环境观

近些年,出于各种理由而呼吁放松人口控制的呼声渐渐高涨,部分公众“跟着感觉走”,部分网友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发泄到人口政策上,一些非人口专业的专家相继加入这一“阵营”,甚至人口专家也因此而分裂为赞成与反对两派,而诸多媒体则因年轻编辑缺乏分辨能力而推波助澜,由此,我们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放松人口控制”的思潮。不仅如此,在国家决策机构表面上岿然不动的情况下,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悄然松动了控制人口的“闸门”,而这些情况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国家人口政策的最高决策。

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潮、危险的倾向。之所以错误,是因为那些放松人口控制的主张完全没有顾及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危险,是因为这种思潮蔓延会使我国本已相当紧张的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进一步恶化,并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大国空巢》应该是“放松人口控制”错误思潮的最早倡导者,对这一思潮的蔓延起了直接推动作用。该书作者的人口理论有两个基础,一个是“资源无限”,另一个是“生育意愿降低”,前者是他的“立足点”,后者是他的“基础理论”。

《人口困局》在全面揭示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的基础上,全面评述了“资源无限论”的错误资源环境观,而后进一步指出,“资源无限论”缺乏现实基础,这种“乐观主义”对于解决现实和眼前的资源环境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现实的资源非常稀缺,并且已经“稀缺”到需要用战争去维持的程度;现实的环境容量非常有限,并且已经“有限”到容不下高级生命的地步。

实际上,当笔者一一拜读“放松人口控制”的那些论述以后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以人口论人口”,而绝口不谈现实资源环境对人口的约束。“两本书”(指《大国空巢》[1]和《中国人太多了吗?》[2])的作者虽然用少量篇幅论述了资源环境问题,但他们的资源环境观错误,并且过于扩大科技对资源环境的积极作用。

在本质上,这几人都是“资源无限论者”,其论证问题的基本手法更多地表现为“想当然”。

例如,《大国空巢》作者认为,“人口增加,对现有的资源消耗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目前的‘非资源’变为新的资源,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太阳每天提供地球大量能源,地球怎么可能缺能源?地球上水面积比陆地面积还多,怎么会缺水?”;若将高山变为平地就可以将“西藏水调去(新疆)塔里木沙漠”,并“形成水气”,“西北将(因此而)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

本来,该作者自己说,目前的农业技术只能利用全球绿色植物1%的净生产能力,所以目前地球最多只能养活80亿人口,但他却毫无根据地预言说,未来遗传学的突破“完全可以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可利用植物比例,意味着可以养活另外80亿人口”。他甚至断言,“即便中国人口真的达到15亿、甚至20多亿,粮食也不是问题”。[3]

(《人口困局》第2~5章的数据显示,上述“豪言”接近“痴语”。)

然而,重要的问题是,任何撇开现实资源环境约束的人口政策主张,都会落入“伪人口理论”陷阱。[4]

二、“放弃人口控制,鼓励生育”的严重错误

《人口困局》全面评述了“放松人口控制”的错误思潮,同时,揭示并还原了我国诸多人口问题的真相,详细评述了有关“劳动力短缺”和“老年抚养比过高”等夸大其词的说词。

《大国空巢》人口理论的基础是“生育意愿降低”,所用工具是统计学简单直线回归方法,所用数据是所谓人类发展指数HDI和总和生育率TFR的关系。《人口困局》利用联合国相关数据,严密论证并指出了《大国空巢》的方法论错误和资料数据错误,并以此证伪了该作者的人口“基础理论”,从而使他那建立在沙滩上的庞大人口理论坍塌瓦解。

当然,“放松人口控制”不仅仅是理论错误,更重要的是,这种错误思潮置我国本已相当紧张的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于不顾,竭力主张“放弃人口控制,鼓励生育”。例如,《中国人太多了吗?》的结束语就是,“中国人口政策到了彻底放开、鼓励生育的时候了,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而是生得太少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5]

2011年5月,联合国人口专家首次披露了当代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规律,即“人口生育率的细微变化可能造成世界人口总数的显著差异”[6]。其实,解读这一规律的原理非常简单,这就是,在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基数越大,人口增量就越多。对于13.4亿人口来说,即使总和生育率“细微”增减,其“人口增量”也惊天动地。显然,这一规律在我国后果更为严重。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预测,我国在未来90年,若妇女总和生育率控制在1.64→1.03→1.51(低方案),总人口峰值(13.6亿)将出现在2015—2020年,并于2100年降至5.1亿;若采用“中方案”(1.64→1.51→2.01),总人口峰值(14.0亿)将出现在2025年前后,并于2100年降至9.4亿;若放松总人口控制,采用“高方案”(1.64→2.27→2.51),也就是“稍微放松人口控制”(即比中方案平均增加0.48个孩子/妇女),那么,我国总人口将在2045年达到一个“假峰值”(14.8亿),并经由2065年的“高位谷值”(14.6亿)后迅速爬升,且于2100年逼近16亿。(见图1)

可见,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即使“稍微放松”人口控制,我国未来的人口趋势也会变得异常严峻。高方案妇女总和生育率与中、低方案相比,不过平均增加了不到0.5和1(个孩子),而我国总人口就会于2065年重拾升势。高、中方案总人口的差异会在2065年达到3亿,2100年达到6.5亿;高、低方案总人口的差异会在2065年达到5.4亿,在2100年超过10亿。这意味着,我国几十年控制总人口的成效将化为乌有,人们曾经的努力和遭受的痛苦也都白白“浪费”了。

 

 资料来源:《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Detailed Indicators详细指标),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2011年6月。

更重要的是,如果“稍微放松”总人口控制,采用高方案(1.64→2.27→2.51),那么,我国总人口向下的拐点在21世纪就不可能出现,而且2020年以后将出现14亿~16亿人“人口超高位运行”的局面,并有可能持续100年以上[7]

2013年6月13日,联合国发布了《世界人口前景(2012年修订)》。当日发表的新闻稿显示,在总体上,全球的“生育率高于预期”。根据一些国家新的可用信息,联合国将其生育率水平向上调整。所以,根据联合国新的预测,全球总人口高于此前预测的世界人口趋势,而2075年以后尤其如此。[8]

在《世界人口前景(2012年修订)》中,中国1995—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被微微调低了0.01~0.24(儿童/妇女),2010—2055年被微微调高了0.01~0.19,2055—2100年被微微调低了0.01~0.13。这样微调后计算的中国2100年高、中、低生育率水平下的总人口分别比“2010年修订版”增加了1.93亿、1.45亿和1.02亿人。(见图2)

资料来源:《世界人口前景(2012修订)》(Detailed Indicators详细指标),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20136月。

与“2010年修订版”相比,经上述微调后的“2012年修订版”高生育率方案没有“假峰值”、“高位谷值”和“人口负增长年份”(前者2044—2067年出现人口负增长),相反,在2010—2100年的90年中,中国总人口将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并于2100年达到17.80亿人,并且,这一人口趋势可能会持续很长时期。

可见,若“放松人口控制论者”的主张得以实施(更不用说“放弃人口控制”和“鼓励生育”),根据《人口困局》所提供的资源环境数据及其变动趋势推测,我国资源环境崩溃的概论很大,中华文明将遭遇严峻的生存危机。

三、旗帜鲜明地坚持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

《大国空巢》2007年在香港出版,随后借助网络,在大陆广为流传。主要因为缺乏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的系统知识,缺乏对中国最大最基本国情的认识,再加上我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舆情”开始“一边倒”地指责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并且越来越“咄咄逼人”[9]。由于缺乏分辨能力,由年轻编辑主导的诸多媒体明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缺乏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尤其是缺乏正确的资源环境观,部分非人口专业的专家学者凭“感觉”盲目“跟风”,甚至一些人口专家也“把持”不住,而丧失了判断力。由此,一些关于“放松人口控制”的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开始流传,并以讹传讹。

《人口困局》在全面评述了上述错误人口观的基础上,对计划生育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而回答了“放松人口控制”错误思潮对我国控制总人口基本国策的责难。

图3突出显示了我国计划生育控制总人口的显著成效,即全国总和生育率TFR从1970年的5.81直线下降到1980年的2.24(儿童/妇女)。没有计划生育,这种情况绝无发生的可能性,因为,那毕竟是一个以人头定口粮的年代(如农村可分配粮食的60%以上按家庭人口数量分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年许多农民多生孩子的短期和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大人的食物尤其是粮食的消费量,以缓解饥饿问题。因为2、3岁以下孩子的粮食需求量比较少,其分配的“口粮”可以补贴大人的粮食消费不足。

资料来源:总和生育率TFR数据来自《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第29页,本书课题组,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10月)

1980年代初,我国总和生育率开始强劲反弹(见图3),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年轻家庭和年轻妇女中受到强烈抵制。毕竟,有2、3个子女,至少有1个男孩,始终是传统中国家庭的生育底线。这是后来实施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严重的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总人口增长惯性十足。虽然设施了10年的计划生育,1980年我国总人口仍然接近10亿,10年净增1.7亿,增长20.7%,这令决策层深感不安。于是,严厉、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一方面,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绩考核日益严厉(甚至“一票否决”),由此,计划生育手段开始逐渐变得严厉起来,强制计划生育手段、甚至一些极端手段在农村也随之出现,如强制大月份引产、牵猪、拉羊、拆房子。

笔者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并且经常深入基层,亲眼目睹了20世纪80、90年代那些严厉、强制计划生育手段,亲眼目睹了村民的“无奈”、基层官员的“无奈”,也亲身感受到了国家的“无奈”。这里都是“输家”,没有“赢家”。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你们、我们都是对“人口增长类型转型及其增长趋势”缺乏预见性的受害者。

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的紧张程度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曾遇到过的(本书前8章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国计划生育的严厉程度也是全世界仅有的。这里充满了“无奈”,并且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不幸中的万幸是,决策层几乎是在“最后机会”、“最后时刻”(即我国“人口高位运行”的初始阶段)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住了总人口,最终使我国人口增长的趋势放缓(图3明显可见这一转变),从而避免了我国资源环境提前崩溃,并赢得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为今天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维持资源环境与人口脆弱平衡,安全度过“人口高位运行”危险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但是,《大国空巢》不是这样看问题。

该书作者推算了好些个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数据。例如,他推算1972—2005年计划生育共减少2.3亿人口,即“不实行计划生育”,2005年我国总人口也只有15.4亿人(13.1+2.3);若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实行计划生育”,到2005年全国总人口甚至还达不到15亿人;[10] 在新版《大国空巢》中,他推算、预测,若我国1980年后停止计划生育,放任自由生育,2010年全国总人口也只有14.65亿人。[11]

但是,由于他的人口理论是错误的(《人口困局》第9章全面评述了他的错误人口理论),他据此推算的“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自然总和生育率TFR含有太多的主观成分,所以,他推算的那些人口数据没有可信度。

其实,我们有一个同样人口众多且基本上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邻国印度可以对照。

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因忧虑生育水平太高、人口增长过快,曾一度在一定范围内强制实行绝育政策。但是,因为印度社会“宗教色彩浓厚、种姓制度盛行、各种情况错综复杂”,“大多数人文化水平极低”,尤其是印度当时正处于政治危机之中,再加上政策的执行生硬、粗暴等原因,强制绝育政策遭到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印度教下层人民和穆斯林”的强烈反对,最后归于失败。[12]

联合国的人口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前,中、印两国的人口增长情况大致相同。1950—1975年,中、印两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5.58和5.71,总人口分别增长了66.14%和67.29%。但此后两国人口增长情况却大不相同。

由于控制人口政策失败,印度总人口从1975年的6.2亿人快速增加到2010年的12.2亿人。

与1975年相比,2010年中、印两国总人口分别增长了46.59%和96.85%,印度的人口增长率是中国的2.08倍(这就是有无计划生育的差异)。[13]

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印度视为人口自然增长的情况看待,并将印度的人口增长率看成是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情况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模拟计算出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情况下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见图4)

资料来源和说明:(1)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中、印两国“中方案”;(2)按印度人口增长率计算的中国自然增长的总人口=中国1950年人口数量×(1+印度1950-2100年人口增长率);(3)中国无计划生育多出生人口=按印度人口增长率计算的中国自然增长的总人口-中国(现实)人口趋势(中方案)人口。

图4显示,按印度人口增长率模拟计算的中国自然增长的总人口在2010年将达到18.14亿人,这比中国实际总人口多出4.72亿人,即假如“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会比现在多出生4.72亿人,这是2010年总人口的35.2%。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结果与我国人口专家此前采用其它方法推算的数据基本一致。

显而易见,一旦有了这个人口基数(18.14亿人),中国在未来100年,人口增长会完全失控,后果非常严重。这就是我国没有计划生育、总人口不受控制的严重后果。

目前,我国人口增长来到了“三岔路口”(见图2),人口增长趋势仍然面临变数。若此时“放松人口控制”,我国的人口增长趋势很可能会滑向联合国“高生育率方案”,那意味着人口增长的真正“拐点”在21世纪不会出现,意味着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有可能崩盘。

若继续坚持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我国就有可能在短期内迎来人口增长的真正“拐点”(按联合国“2012年修订版”的中生育率方案这一“拐点”将出现在2030年),实现我国“人口高位运行”软着陆(即我国总人口降低到10亿人以下)[14]。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安全度过“人口高位运行”危险期的概率增大。

当然,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目前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已接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临界点。所以,今天控制总人口的要求比30年前更强烈。

例如,笔者担心的“大规模环境危机”实际上已经以“严重雾霾突袭我国东南部广大地区”的方式初露峥嵘(其它如水、土壤、重金属污染危机也存在一触即发的可能性)。为了应对雾霾,人们开始安装“空气净化器”,殊不知,这会进一步使严重雾霾形势恶化。因为,现有10.2亿人生活在我国东南18省市,即使其中仅有1/10的人口使用“空气净化器”,也需要大幅度增加物资和能源消耗,这必然增加耗材,增加电力,这意味着煤炭消费增加,意味着雾霾更加严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当初(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计划生育决策的基本依据是,资源与人口关系紧张,这表现为人口增长对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巨大压力。30、40年后的今天,不仅资源与人口的紧张关系没有缓解,还叠加上了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并且后者更严峻。

例如,笔者担心的“大规模环境危机”实际上已经以“严重雾霾突袭我国东南部广大地区”的方式初现(其它如水、土壤、重金属污染危机也存在一触即发的可能性)。为了应对雾霾,人们开始安装“空气净化器”,殊不知,这会进一步使严重雾霾形势恶化。因为,现有12.4亿人生活在我国东南地区,生产和使用能够满足其中一部分人(例如1/10)需要的“空气净化器”,也需要大幅度增加物资和能源消耗,由此必然会带来更严重的空气污染。我国目前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超过70%,全国燃煤火电比重高达79.2%,且主要集中于东南地区。耗材增加、电力增加,意味着煤炭消费增加,意味着雾霾更严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穷根究底,我国绝大多数资源环境问题的总根源,都在于我国“人口高位运行”。目前,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矛盾,比30年前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的时候更加突出,更加尖锐。

因此,当初制定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容否定,今天继续实行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更加毋庸置疑。

为此,笔者对国家人口政策提出如下建议:控制总人口的基本国策不能动摇,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放松,但控制总人口的具体做法可以更加人性化。过去计划生育的一些过激、极端做法应该坚决停止,利用计划生育“寻租”腐败的恶劣行径必须严加打击。

 

参考文献: 

1、李尚勇. 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

2、联合国. 联合国发布修订版〈世界人口展望〉报告,联合国网站/联合国人口议题/新闻报道. 2011-5-3.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population/newsdetails.as-p?newsID=15517.

3、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 联合国网站/在线数据库.(已关闭)

4、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世界人口前景(2012修订). 联合国网站/在线数据库.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5、联合国. 〈世界人口前景(2012修订)〉新闻稿. 2013-6-13.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3).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Press Release (13 June 2013). http://esa.un.org/unpd/wpp/Documentation/publications.htm.

 

建议参考:(1)笔者的《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一书,该书第9章“两本书之错”从基础理论上分析了《大国空巢》和《中国人太多了吗?》的理论和逻辑错误;2)笔者的《中国环境形势有多严峻》一文(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 2014年第4期)。


 

[1]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9月;易富贤:《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2月。

[2]梁建章、李建新:《中国人太多了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

[3]易富贤:《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光明观察》周刊,2005年8月18日,网址:http://www.oeeee.com/Channel/2005/200508/20050818/Preview_20050818_4.html;易富贤:《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2月,第221页。

[4]李尚勇: 《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1月,第196页。

[5]梁建章、李建新:《中国人太多了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第204页。

[6]联合国:《联合国发布修订版〈世界人口展望〉报告》,联合国网站/联合国人口议题/新闻报道,2011年5月3日,网址: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population/newsdetails.asp?newsID=15517。

[7]李尚勇: 《人口困局》,第10、11页。

[8]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2修订)〉新闻稿》,2013年6月13日。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3).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Press Release (13 June 2013). http://esa.un.org/unpd/wpp/Documentation/publications.htm

[9]对计划生育的最新责难可以参见梁建章的《卫计委应公布计划生育目标和理论依据》(财新网/观点频道,2014年3月6日,网址:http://opinion.caixin.com/2014-03-06/100647580.html。

[10]易富贤:《大国空巢》(港版),第89、91页。2005年我国实际总人口为13.1亿人。

[11]易富贤:《大国空巢》(2013年版),162页。

[12]周柏青、游巧荣:《英·甘地传》,第11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月。

[13]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1950-2010主要区域、地区和国家总人口表、总和生育率表。

[14]李尚勇: 《人口困局》,第281页。与此相对,笔者把联合国2010修订版“低生育率方案”运行的同样情况(总人口降低到10亿人以下)定义为“人口高位运行”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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