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
（1）地震短临预报至今还是世界上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到目前为止，地震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地震的“必震信号”或“唯一前兆”，地震短临预测主要依据历史资料、监测数据和经验。因此，按照“主流”科学家的标准，目前任何地震短临预报，包括取得成功的海城地震预报，都还谈不上是科学预报。
据说，在《美国地震学会会刊》有一篇专文评论说，海城大地震的成功预报，是“混乱、经验分析、直觉判断和运气的混合”。①
（2）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距离邢台地震不到10年，我国地震预测预报还刚刚起步，对地震类型、发震机理、临震前兆等等地震规律的认识都很不够。尽管邢台余震和海城地震大大丰富了地震科学家对地震的认识，但毕竟还只是一些非常有限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地震科学家的这些认识参差不齐，导致他们对地震趋势的看法产生重大分歧。
7·28唐山大地震的类型与海城地震、邢台地震不同，它没有海城地震和邢台地震那种“小震闹，大震到”的前震活动现象。从1976年7月17日直至28日大地震发生，唐山地区没有发生过0级以上前震②。这使得一些地震科学家，尤其是掌握了地震预报决策权的科学家，掉以轻心，轻易作出了“华北问题不大”的判断。
（3）由于地震短临预测主要依据历史资料、监测数据和经验，所以短临预测的成功率很低。一般情况是，漏报很少，但误报（错报和虚报）较多，成功率约在20%～30%。
我国杰出的地应力地震预测专家黄相宁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小组”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当时专业的短临预测水平。1971～1981年的11年间，黄相宁小组正式呈送国家地震局的预测4.7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的短临预测报告有175份。1995年，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UNCP—IPASD）项目的专家按照《地震短临及年度预报意见评定标准》，对175份短临预测报告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其结论是：成功率33.1％。（第116页）
气象地震预测专家耿庆国：据统计，单独依据短期临震气象要素指标来准确地预报6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在20％左右。（第143页）
（4）1982年，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们编撰了《1976年唐山地震》一书，书中剖析了唐山地震的复杂性，包括主震之前无明显前震、大震前区域地震活动图象复杂、之前（4月份）发生的和林格尔6.3级和大城4.4级地震干扰了对唐山地震形势的判断、宏观异常出现很晚等。同时，书中也对当时“主流”地震预测方法的局限性作了反思：
以往常从大断裂的交叉部位，断层的拐弯、端点等地方去寻找强震地点……这种方法值得改进。唐山7.8级地震的震中不在深大断裂上……
对于已经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现象，震前又缺乏认识，对趋势异常的几次大转折也作了错误的判断……
不认识短临前兆又是一个重要原因……③
（5）1977年1月，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全国地震会议。会议就唐山地震漏报的科技原因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一份简报。这是“主流”地震科学家对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科技原因的分析和反思：
一、在有中期趋势背景的条件下，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震情判断有错。唐山地震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出现多种异常……这些异常是前兆还是干扰分不清。海城地震后，又分辨不清这些是前兆还是后效。（1976年4月发生的）内蒙和林格尔6.3级和河北大城4.4级地震（干扰了判断）……得出今后两个月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错误结论……震前虽有一些专业队伍和群众测报组织反映了一些异常，但有的被否定了，对一些预报意见，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
三、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发震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第204页）
2、政治方面的原因
（1）1976年6、7月正是“十年浩劫”的末期，中国政治局势异常动荡。
比如，国家地震局领导正忙着按科学院批“两胡”的精神部署工作，科学院揭批胡耀邦，地震局揭批胡克实。
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刘英勇在政治灾难的漩涡中提心吊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胡耀邦、李昌已被打的倒。地震局的“一把手”胡克实被斗靠边。那是一段恶梦般的日子。刘英勇事后不止一次对人说，他地震前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天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别人……”
④
再如，1976年7月23日（7·28大地震前5天），河北省地震局在石家庄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汇报会”。各地市地震办、地区地震队、少数县地震办和大厂矿地震办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由于7·28唐山大地震发生，中途散会。（第199页）
（2）首都圈地震预报慎之又慎。
首都北京的地震预报一直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67年3月河北河间6.3级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了京津唐渤地区的重点监测工作。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以后，国务院主要领导要求，京津唐张地区5级以上地震，须在震前24小时报出。
然而，首都圈的地震预报给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带来很大压力。因为，如果发布了短临预报，最高领袖和中央党政机关就要“搬家”，整个北京城就要采取措施，而且还要通知各国使领馆，事关重大。如果误报，损失巨大，而短临预报的成功率偏偏又很低，误报的概率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地震局短临预测的决策官员顾虑很大，思想负担特别重。如果没有相当大的把握，他们不会发布京津唐渤地区的短临预测。（第189页）
为了避免地震专家和专业机构的短临预测给决策层造成压力，国家地震局搞了一个约束性的内部规定：谁报京津唐渤地区≥5级地震的短临预测，就把谁的预测直接报送国务院。这意味着，你要直接对国务院负责。面对这个规定，绝大多数地震专家和专业机构在唐山大地震前都没有正式提出过5级以上短临预测。（第113、170页）
此外，当时四川报而未震造成的社会混乱情况，也使短临预测决策层采取了保守态度。
1976年6月，四川发布了一个地震预报：在四川龙门山断裂带以南地区，可能发生5～6级地震。没想到这个预报意见，引起四川社会混乱，人们竞相逃地震，自惊自扰。高层认为是地震宣传工作不力，责成国家地震局出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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