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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稿:《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李尚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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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报尴尬局面的制度原因及其出路(5)>>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科技和政治原因>>正文


李尚勇:2008年9月18日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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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科技和政治原因

1、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

(1)地震短临预报至今还是世界上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到目前为止,地震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地震的“必震信号”或“唯一前兆”,地震短临预测主要依据历史资料、监测数据和经验。因此,按照“主流”科学家的标准,目前任何地震短临预报,包括取得成功的海城地震预报,都还谈不上是科学预报。

据说,在《美国地震学会会刊》有一篇专文评论说,海城大地震的成功预报,是“混乱、经验分析、直觉判断和运气的混合”。

(2)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距离邢台地震不到10年,我国地震预测预报还刚刚起步,对地震类型、发震机理、临震前兆等等地震规律的认识都很不够。尽管邢台余震和海城地震大大丰富了地震科学家对地震的认识,但毕竟还只是一些非常有限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地震科学家的这些认识参差不齐,导致他们对地震趋势的看法产生重大分歧。

7·28唐山大地震的类型与海城地震、邢台地震不同,它没有海城地震和邢台地震那种“小震闹,大震到”的前震活动现象。从1976年7月17日直至28日大地震发生,唐山地区没有发生过0级以上前震。这使得一些地震科学家,尤其是掌握了地震预报决策权的科学家,掉以轻心,轻易作出了“华北问题不大”的判断。

(3)由于地震短临预测主要依据历史资料、监测数据和经验,所以短临预测的成功率很低。一般情况是,漏报很少,但误报(错报和虚报)较多,成功率约在20%~30%。

我国杰出的地应力地震预测专家黄相宁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小组”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当时专业的短临预测水平。1971~1981年的11年间,黄相宁小组正式呈送国家地震局的预测4.7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的短临预测报告有175份。1995年,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UNCP—IPASD)项目的专家按照《地震短临及年度预报意见评定标准》,对175份短临预测报告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其结论是:成功率33.1%。(第116页)

气象地震预测专家耿庆国:据统计,单独依据短期临震气象要素指标来准确地预报6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在20%左右。(第143页)

(4)1982年,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们编撰了《1976年唐山地震》一书,书中剖析了唐山地震的复杂性,包括主震之前无明显前震、大震前区域地震活动图象复杂、之前(4月份)发生的和林格尔6.3级和大城4.4级地震干扰了对唐山地震形势的判断、宏观异常出现很晚等。同时,书中也对当时“主流”地震预测方法的局限性作了反思:

以往常从大断裂的交叉部位,断层的拐弯、端点等地方去寻找强震地点……这种方法值得改进。唐山7.8级地震的震中不在深大断裂上……

对于已经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现象,震前又缺乏认识,对趋势异常的几次大转折也作了错误的判断……

不认识短临前兆又是一个重要原因……

(5)1977年1月,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全国地震会议。会议就唐山地震漏报的科技原因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一份简报。这是“主流”地震科学家对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科技原因的分析和反思:

一、在有中期趋势背景的条件下,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震情判断有错。唐山地震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出现多种异常……这些异常是前兆还是干扰分不清。海城地震后,又分辨不清这些是前兆还是后效。(1976年4月发生的)内蒙和林格尔6.3级和河北大城4.4级地震(干扰了判断)……得出今后两个月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错误结论……震前虽有一些专业队伍和群众测报组织反映了一些异常,但有的被否定了,对一些预报意见,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

  三、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发震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第204页)

2、政治方面的原因

(1)1976年6、7月正是“十年浩劫”的末期,中国政治局势异常动荡。

比如,国家地震局领导正忙着按科学院批“两胡”的精神部署工作,科学院揭批胡耀邦,地震局揭批胡克实。

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刘英勇在政治灾难的漩涡中提心吊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胡耀邦、李昌已被打倒。地震局的“一把手”胡克实被斗靠边。那是一段恶梦般的日子。刘英勇事后不止一次对人说,他地震前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天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别人……”

再如,1976年7月23日(7·28大地震前5天),河北省地震局在石家庄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汇报会”。各地市地震办、地区地震队、少数县地震办和大厂矿地震办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由于7·28唐山大地震发生,中途散会。(第199页)

(2)首都圈地震预报慎之又慎。

首都北京的地震预报一直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67年3月河北河间6.3级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了京津唐渤地区的重点监测工作。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以后,国务院主要领导要求,京津唐张地区5级以上地震,须在震前24小时报出。

然而,首都圈的地震预报给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带来很大压力。因为,如果发布了短临预报,最高领袖和中央党政机关就要“搬家”,整个北京城就要采取措施,而且还要通知各国使领馆,事关重大。如果误报,损失巨大,而短临预报的成功率偏偏又很低,误报的概率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地震局短临预测的决策官员顾虑很大,思想负担特别重。如果没有相当大的把握,他们不会发布京津唐渤地区的短临预测。(第189页)

为了避免地震专家和专业机构的短临预测给决策层造成压力,国家地震局搞了一个约束性的内部规定:谁报京津唐渤地区≥5级地震的短临预测,就把谁的预测直接报送国务院。这意味着,你要直接对国务院负责。面对这个规定,绝大多数地震专家和专业机构在唐山大地震前都没有正式提出过5级以上短临预测。(第113、170页)

此外,当时四川报而未震造成的社会混乱情况,也使短临预测决策层采取了保守态度。

1976年6月,四川发布了一个地震预报:在四川龙门山断裂带以南地区,可能发生5~6级地震。没想到这个预报意见,引起四川社会混乱,人们竞相逃地震,自惊自扰。高层认为是地震宣传工作不力,责成国家地震局出面解决。

 


记者李梓:《他预报了海城地震》,《新世纪周刊》,转引自,新浪网/ 新闻中心,2006年07月19日。

徐好民:《地象资料、征兆地质学、地震预报》,12、唐山地震的经验教训在哪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国家地震局编辑组:《1976年唐山地震》,第17章《问题与启示》,地震出版社,1982年版。

钱钢:《唐山大地震》附录,历史记着他们,香港,中华书局,1996年版。


上一页:二、京津震情分析组长的最后一搏;下一页:五、学术争论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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