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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稿:《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李尚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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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报尴尬局面的制度原因及其出路(2)>>第一章 我国地震预测预报的里程碑>>正文


李尚勇:2008年9月18日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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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地震预测预报的里程碑

、邢台地震开启了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之门

1966年3月8日至29日的21天里,河北邢台地区连续发生了5次6级以上地震,最大一次7.2级,这一地震群被称为邢台地震。

邢台地震的余震长达10年以上,先后发生余震7万多次,高峰时期,一天发生1200~1400次余震。

1966年3月8日至29日的21天里,河北邢台地区连续发生了5次6级以上地震,其中,最大的7.2级地震发生在宁晋县。有感范围北到内蒙多伦,东到烟台,南到南京,西到铜川广大地区。这一地震群被称为邢台地震。

据目击者的回忆:一阵巨响惊醒了沉睡中的村庄。时而如怪兽嘶吼,时而如闷雷滚过,时而如巨潮袭来。人们正在纳闷时,大地猛然剧烈地晃动起来。村民们叫喊着摸爬着往屋外跑,“哗啦啦……”房子纷纷倒塌。跑出来的人们或趴在地上,或死命抱住树木,看见一切都像在浪尖上打滚似的晃个不停。房子跟那大风里的麦子一样,一晃朝着西边倒了下去,一晃又朝着东面倒了下来,再一晃房子散了架。天上刮着黑风,响着怪雷,就像谁把老天捅了个窟窿似的……[1]

邢台地震的破坏范围很大,波及河北省邢台、石家庄等6个地区,80个县市、1600多个乡镇、17600多个村庄,造成8000多人死亡,38000多人受伤,倒塌房屋500余万间,破坏了众多的工厂、矿山、铁路和公路。地震同时造成了一系列的山石崩塌、山火火灾等次生灾害。

邢台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第一次大地震。当时,我国甚至还没有地震局。描述中国当时地震事业的一个形象说法是“一个地震台,三个半地震学家”[2]。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乘直升机(当时我国直升机飞行技术并不高)深入邢台地震各个重灾区查看灾情,安抚群众,领导抗震救灾。与此同时,他深入群众,了解地震发生情况,做出了“地震有前兆,可以预测预报”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作出如下反应:

(1)周恩来迅速作出安排,通知中国科学院及地球物理研究所派人赶赴邢台震区。在地球物理所派出的人中,除了几位地震专家,还有一批大学生,以及为核爆炸而刚刚招收的一批中学生。周恩来指示,“要加强地震预报工作,同时要注意总结群众的经验,加强统一领导”;要把邢台地震当成一个大课题来看待,“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3]各部委纷纷组成课题组进驻邢台。中科院地球物理所邢台大队,在邢台坚持了6年之久。

邢台地震的余震长达10年以上,先后发生余震7万多次,高峰时期,一天发生1200~1400次余震。中国的地震研究体系以及地震研究的八大方法,就是在这频繁的余震期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当年进驻邢台的许多人,虽然不是地震科班出身,却逐渐成长成为一批地震预测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有4位成为院士。[4]

(2)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成地震办公室。

(3)国务院制定了地震工作方针: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在该方针的指引下,全国地震群测群防[5]工作迅速发展起来。当时,防震教育十分普及,一旦发现异常,谁都可以到当地地震部门报告。

邢台的隆尧县是地震震中。震后不到一星期,在村民袁桂所的带领下,隆尧县马栏村成立了第一个地震科研小组,开始观测井水变化。我国第一代地下水观测井网由此建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中的“群测群防”也由此起步。

从1966年3月12日至今,村民袁桂所每天观测井水变化,据此预测地震,曾提出过许多重要的预测意见,受到地震部门的重视。集几十年预测经验,他提出以下几条规律:井水冒泡泛花为地震前兆;泛花起灭时间(秒)乘以0.5公里,即为震中到该水井的距离;泛花大小反映震级,大花5级以上,中花4级,小花3级;井水泛花三五天后必有地震;泛花方位之反向即为震区方位。[6]

(4)1969年7月,渤海湾地震后,国务院成立了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地质部长李四光任组长。1971年8月,国家地震局成立。(国家地震局最先由中科院代管,1975年12月改为国务院直属局,1998年改称中国地震局)

(5)国家地震局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8个研究单位整建制划归国家地震局领导,与此同时,又先后组建了兰州、新疆、成都等9个专业地震大队和北京、天津、河北等11个省市级专业地震队。[7]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

【说明】:本节关于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主要历史事实引自中国地震局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地质调查局的专家合作完成的长篇论文《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8],该论文发表于《美国地震学报》2006年6月第3期,是关于海城地震预报的最新研究成果。本节直接和间接引用的其它历史事实已在文中单独注明出处。

1、 高级别中期预测预报及其措施

1969年7月18日,渤海湾发生7.4级地震,震后,辽南熊岳地区出现异常,这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国家地震局的重视。1970年,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根据地震历史和当前活动情况,以及断裂带活动的新特点,确定辽宁省沈阳—营口地区为全国地震工作重点监视区之一。1971年,沈阳地震地质大队成立,随后建立起13个地震监测台站。[9]

1974年6月上旬,由于各专业机构陆续报告相关地区出现了许多地震前兆异常现象[10],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会议通过会议总结的形式,提出了华北及渤海北部等6个地区(海城即在其中)的地震趋势中期预测[11],中科院及时向国务院报告了会议情况。不到20天,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下达了69号文件,发布了我国第一份包括6个地区的地震趋势中期预报。[12](该中期预报也涉及到唐山的地震趋势,其详情将在第二章阐述)

1974年7月23日,为响应国务院69号文件,辽宁省革委会(当时的省政府)专门召开了地震工作会议,讨论地震有关问题。会后,辽宁省派人到邢台学习群测群防经验,回来后迅速培训并建立起一支有2000多个群测点的群测群防队伍。有些地方也独自派人外出学习,比如,1974年11、12月,营口市政府曾组织有关人员去四川和云南考察学习地震知识和群测群防工作经验。

根据邢台、四川和云南的经验,全省各地群测点制作了大量土仪器,如土地电、土倾斜、土地磁等等,密切监测当地的地震动态,认真捕捉前兆异常。与此同时,普及地震知识的工作也大大加强。有关部门采用宣传画、宣传画册、宣传材料、幻灯和电影等形式,向广大群众讲解地震基本知识,宣传群众性防震和预测知识,广泛动员群众,认真捕捉各类地震宏观异常。[13]

1974年11月25日至27日,“国家地震局在辽宁省开原县召开会议,以对东北的地震趋势作出更具体的评估。廖廖数语的会议结论列出‘近期’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六个地区,其中两个(大连市和营口市)在辽宁省”。(在该预测的6个地区中,后来实际上只有营口—海城发生了大地震)

2、 成功预报前的若干误报

1974年12月22日,“辽阳市和本溪市附近葠窝水库一带发生了一系列地震,其中最大的为ML 5.2 级(即MS 4.8级)”[14]。在此背景下,从1974年12月23日到1975年1月中旬,辽宁省地震部门根据相关地区的前兆异常,包括小震活动增多,地形变、井水、水氡和土地电异常,以及动物异常(冬眠的蛇出洞)等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短临预测。辽宁省政府根据这些预测,以发布通告的形式,连续发布了三个短临预报。事后证实,这些预报都是误报。

“辽阳—本溪”地震的第二天(12月23日),辽宁省政府发布了短期预报,该预报包括三个地区:(1)丹东一带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但“日期尚难判定”。(2)盘锦—营口—熊岳地区12月25日到1月10日期间可能发生4~5地震。(3)大连一带可能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但“日期尚难判定”。

12月29日,省政府发布了更为具体的短期预报:(1)辽阳—本溪地区可能会发生5级左右地震。(2)重申12月23日对盘锦—营口和大连—金县地区作出的预报。但没有再提盘锦—营口地区12月25日至1月10日的预报时间窗口。

12月31日,省地震办向省政府提交会商结论,预测辽阳—本溪地区1975年1月5日前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省政府立即公布了这一预测。

1975年1月10日,省地震办会商会根据地震活动和其它前兆异常减弱的情况,撤消了辽阳—本溪的误报预警。12月22日震群带来的混乱至此结束。1月12日,省政府通报了省地震办会商报告的基本内容。

3、 成功的中短期预测

1975年1月下旬,国家地震局在例行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总结中提出,辽东半岛的金县、营口一带及丹东,年内可能有5~6级地震。这是海城地震的又一个中期预测。

在上述全国会商会上,辽宁省地震部门提出了海城地震的短期预测,认为1975年上半年,或者l、2月份,辽东半岛及沿海海域发生6级左右地震的可能性较大。

辽宁省地震办顾浩鼎在全国会商会上宣读的短期预测如下:“(1)从金县短水准异常看出,至少金州断裂的介质状态正处于塑性形变强化后的不稳定阶段,面临破裂。前兆异常的增多也说明这一情况,因而,较大地震可能发生的时间不会拖得很久,在今年上半年或一、二月份内。

“(2)从金县水准、水氡异常和旅大地磁异常,从地震活动的分布,地震在辽东半岛南端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但考虑到目前盘锦水氡异常、丹东和盖县的前兆异常,地震发生的地区也可能大一些,即包括整个辽东半岛及沿海海域。

“(3)从金县水准异常持续时间判断,预料的地震震级在6级左右。”

上述震级预测运用了日本学者1969、1974年提出的两个经验公式:log10T=0.79M-1.88、log10T=0.52M-0.24,式中,T是地形变异常持继的天数,M是震级。至1975年1月,金县水准异常持续了约500天,套用上述公式预测的震级分别为5.8和5.7级。

上述短期预测的主要依据为相关地区各类地震前兆异常,包括专业机构和群测群防提供的测量水准(地倾斜)、水氡、地磁、地下水等异常,以及群测群防关于冬眠的蛇和青蛙出洞之类的报告。

在上述中短期预测预报(包括误报)和各地前兆异常频发的背景下,各地不同程度地作了一些“防备性的安排”。

1975年1月底,辽宁营口县“组织了一个7人通讯小组,一支21人的救援队和一支16人的运输队,并为防备冬季大地震而准备了2500公斤糕点、1000件棉衣、10000双棉鞋,1000顶棉帽、1000条棉被等物资”。

不过,辽宁省地震部门的短期预测意见并没有正式被全国会商会采纳(也许,全国全国会商会只处理中长期预测),辽宁省政府也没有就此正式发布短期预报。

4、 成功的临震预测预报

1975年1月中旬以后,辽宁省及其周边的前震活动相当平静。但是,群测群防关于地下水和动物异常的报告却从1975年12月底以后增多。地震部门每日记录“宏观异常”报告的数目在1月份一直较高,并在1975年1月23日达到峰值。其中,关于冬眠的蛇出洞的报告,在震前一个月内有上百起。

1975年2月1、2日,位于未来震中西南20公里的石硼峪地震台(专业台),在一向平静的营口—海城一带监测到几个很小的地震。从2月3日傍晚开始,同一地区的小震活动骤然增多,到午夜,石硼峪台的值班记录中已经记下了33个小震。

2月4日0点30分,辽宁省地震办向全省发出了带有临震预测性质的第14期地震简报,该简报“发出的预警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指出“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很可能后面有较大的地震”。

“2月4日零点30分,朱凤鸣在会商之后写出《地震情报》第14期,向省政府讲明了当时的情况。晨5时和8时,又有两期《地震情报》写出和打印出来,报告了地震震级不断上升的趋势。至晨8时,已监测到200多个地震,其中最大的是ML5.1(MS 4.7)级,发生于7点51分。”

2月4日上午8点,省地震办向省政府报告了短临预测的情况。省政府高级官员否决了地震部门“先派人去营口—海城一带看一下再安排应急措施”的提议,果断决定“通知有关市县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2月4日10点30分,辽宁省政府召开电话会议(即电话通播),向全省正式发布地震通告和应急指示,即正式发布临震预报。

省政府通报已发生大量地震,最大4.7级,已经造成一些轻微破坏,“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地震活动异常频繁”。要求所有有关地区保持高度戒备。

省政府的应急措施包括弄清楚地震范围;采取紧急措施,昼夜值班巡逻,不在不坚固房屋里睡觉;各地值班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措施;对重要单位和设施要加强戒备,专人看管,有情况要报告。

省政府的临震预报对地震位置的指向比较清楚,不过没有具体报出发震时间,对震级估计也偏低。但是,临震预报的这些缺陷被地震工作者和政府官员采取的实际措施所补偿。

省政府临震预报发布以后,前震继续加强,但“下午1点以后,前震活动大幅度减弱”,表现出异样的平静,这让那些在邢台余震研究中取得经验的地震专家确认大地震即将发生。

当年,在邢台主震的前几天发生了一系列中小地震,最大的5.6级地震发生在3月6日,之后3月7号平静,到了3月8日凌晨发生了6.8级大地震。地震专家据此总结出“小震密集→短暂平静→大震”的地震三阶段经验模式。海城地震与邢台地震同属于前震主震型,在主震前发生了500余次中小地震[15],且有一段“短暂平静”期。

在上述临震背景下,人们通过以下四种方式防震避险:

第一,市县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根据省政府临震预报组织居民撤离建筑物,转移贵重财物,如牲畜、车辆等。

第二,有些地方,在没有得到省政府临震预报前,就已经开始部署疏散工作。比如,根据县地震办的建议,营口县在2月4日早晨8点15分召开紧急会议,发布疏散令,全面部署疏散工作。此后,11点30分省政府临震预报才传达到县里。营口县是地震当天唯一正式发布了疏散令的县级政府。

1975年2月4日早晨7点51分,营口发生4.7级地震。正在营口探亲的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李志永立即赶到了营口市科技局和地震办。

早晨的地震让李志永将自己近1个月在葠窝水库的观测结果(他受命赴辽宁调查12月22日辽阳—本溪地震原因)以及6年前在邢台地震中所取得的经验联系起来,作出了一个重要推测:在2月4日晚12点以前,很可能在吃晚饭前后,可能会发生6.8级以上大地震。当日中午,他把推测结果和图表摆在了营口市科技局3位局长面前,并阐述了自己在邢台地震期间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套推论。局长听完后马上就走,他要去市里参加地震紧急会议。在会上,李志永的这个推论被传达,并通过街道办等基层组织传达给了营口市民。

“可能因为我介绍是北京来的,还有我的工作单位等,他们都把我看成专家了。”李志永后来推测说。[16]

第三,一些专业地震台站和群测群防监测点发现地震前兆异常明显,自作主张,通知附近一些地方“严防大震”,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月4日地震前,石硼峪地震台根据前震骤然增多的情况,通知附近营口县、盖县和一些重要单位,以及附近的农村基层单位,“注意严防今晚可能发生大震”。

石硼峪地震台的临震预测意见是营口县地震办建议县政府发布疏散令的主要依据之一。石硼峪地震台的所在地石硼峪生产大队也接受了地震台的建议,决定整夜放露天电影,吸引村民离家避险。

2月4日下午2点前,海城县的一个群测点根据土地电“突跳”(即土地电监测数据突然大幅度升高),预测3小时内将发生“大于4~5级地震”。在通知市县地震办的同时,他们也通知了附近居民。

第四,由于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傍晚发生了几百次中小地震,其中一些较大的前震(最大的4.7级)造成了一些破坏,如山墙和烟囱倒塌,所以,在一些农村、基层虽然没有接到上级通知,有些基层单位也自己作出了疏散决定,一些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则自行疏散了。也有一些农村居民甚至在2月3日晚上就自行撤离了建筑物。

钱钢: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成千上万人被强令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人们裹着大衣,在寒风中坐等地震到来。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们返回自己的小屋。

人称“曹地办”的小老头,营口县地震办主任曹显清,彷佛在念咒似的,看着手表喃喃自语:“小震平静后,时间越长,震级越高。从中午平静到现在已经6个多小时了。7点震,就是7级,八点震,就是8级。”[17]

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辽宁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7.3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震中烈度9度,波及6个市、10个县。

当晚7时36分,一道蓝光闪电划破天际,紧接着,闷雷般的响声从天而降,地光在空中闪过,红色火球从地面升起,房屋随之倒塌……那“地动山摇”的时刻,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成为老海城人至今挥之不去的难忘记忆。[18]

由于发布了临震预报并普及了地震预防知识,震区有几百万人撤离了建筑物,仅有1300多人震亡,占震区人口的0.16‰。

海城地震成功预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预报强震,也是联合国认可的第一个成功预报强震的个案。据估计,海城地震预报拯救了10余万人的生命,避免了数十亿元经济损失,仅就这一点来说,这次预报可以说是地震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震动了世界。它开创了人类地震短临预报成功的先河,使人们看到了地震预报的曙光。

海城地震发生后,加拿大与美国的地震代表团曾经分别到海城地区现场访问,分别于1976年与1977年写出过调查报告。

1975年3月13日,日本《东京新闻》刊登了《中国预测出7.3级地震,辽东半岛在发生地震前8个月就发出警告》的消息,并评价说,“群众的观测小组十分活跃”,“准确预报7级以上地震,在世界上也是首次”。

另外,由于各种原因,有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组织疏散。比如,海城县政府2月4日晚6点才召开防备大震的会议,但已经太晚,刚开完会就地震了。

华国锋:海城的临震预报发的晚了,没有全部发下去……临震前不象营口那样肯定地通知出去了…… 鞍山的群众、干部有些意见,领导没有向下发临震预报。

海城县和营口县的直接伤亡数分别为13150人和1567人。统计数字表明,每倒塌1000间房,海城县伤亡30人,而营口县仅伤亡11人。造成差别的原因大概是营口县疏散工作做得更好。

二、  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主要原因

客观分析,海城地震能够成功预报的主要原因如下:

(1)国家地震局的中期预测和国务院的中期预报(国务院69号文)一方面为海城地震的短临预测预报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广泛动员群众参与防震自救(包括普及地震知识、组建群测点和观察宏观异常等)提供了基本依据。

(2)海城地震与邢台地震的前震活动基本一致,即先有密集的小震再有大震。人们能够把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经验直接运用于海城地震预测。海城地震之前的中小地震比邢台地震多,而且随着临震时间的靠近,中小地震的次数和强度都有所增加。

(3)基本相同的前震活动,使地震科学家对海城地震的预测意见基本一致,也使得临震预测能够顺利通过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审核,这是发布地震预报的关键环节。

(4)群测群防发挥了重要作用。辽宁全省2000多个群测点制作了大量监测地震前兆微观异常的土仪器,这些土仪器虽然精度不高,平时没什么反应,但当地下的微观异常很突出时它们都有较大反应。海城地震前的2月3、4日,在震中100公里范围内有40多个群测点出现土地电“突跳”的异常反应,约占该范围内土地电群测点数量的57%。[19]

另一方面,群测群防队伍在地震前也发现了大量的宏观异常,包括动物和地下水等异常。地震前夕,辽宁省地震办收到了全省各地尤其是辽南地区大量的前兆异常报告,这些微观和宏观异常报告,直接支持了专业机构发布临震预测的决心。

当时,辽宁省地震办的正式报告中很少引用群测点的土地电之类的微观监测报告,因为他们缺乏时间去剔除群测点的观测误差和其他干挠[20]。相比之下,他们对那些表现出不同寻常时空分布的宏观异常会更加注意。由于缺乏经验,“地震工作者们并不知道怎样直接用这些报告(作者注:指群测点的微观和宏观异常报告)去预报(作者注:预测)地震,但是基于以往的经验,他们觉得异常现象的这种时空分布值得警惕。”

(5)省政府高级官员决策果断。辽宁省地震办2月4日上午8点向省政府报告紧急震情的同时,曾建议“先去现场调查再采取措施”。省政府高级官员否决了地震部门的提议,果断决定立即采取措施。高级官员的果断决策是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关键环节。

(6)若干误报铺平了成功预报之路。海城地震前,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允许失败的探索性预测研究制度,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预测环境,使地震专家能够放开手脚从事地震预测研究,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各种前兆异常信息。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海城地震成功预报前,曾发布过若干误报。然而,正是这些误报划出了海城地震的前兆异常分布区域,也正是这些误报一步步逼近了正确预报,成为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先导”,并为后来的成功预报铺平了道路。(逼近正确预报的误报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在第五章第三节有更为详细的讨论)

 

记者李梓:《他预报了海城地震》,《新世纪周刊》,转引自,新浪网/ 新闻中心,2006年07月19日。

[1] 百度网:《邢台地震》,百度网/百度百科

[2] “三个地震学家”指的是李四光、翁文波、傅承义,“半个地震学家”说的是气象学家竺可桢也参与了地震研究。

[3] 霞飞、赵永生:《周恩来在邢台地震后的日日夜夜》,《党史博采(纪实版)》,2008年第8期。

[4] 记者李梓:《他预报了海城地震》,《新世纪周刊》,转引自:新浪网/新闻中心/国内新闻/新世纪周刊专题,2006年07月19日。

[5] 所谓群测群防,是指有组织地发动地震危险区的群众,广泛搜集各种地震前兆异常,包括微观异常(包括地形变、地应力、地电、地磁、地温等异常)和宏观异常(包括地下水、生物、地声、地光、地气、气象等异常),为专业机构的地震短临预测提供来自危险区的第一手资料。

[6] 记者武卫政:《袁桂所:观古井测地震》,《人民日报》,2002年1月30日,第5版。

[7] 中国地震局网站:《历史沿革》,中国地震局网站/机构简介

[8] 王克林(加拿大)、陈棋福、孙士宏、王安东:《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美国地震学报》2006年6月第3期。该论文为英文,本书引用的中译文,由原文作者翻译,转引自:《余家沟_新浪博客》,2008年11月23日。

[9] 汪成民:《人类历史上首次取得地震预测、预防成功》,2006年12月17日,山风工作室/陈一文专栏/地震预测研究。

[10]  大地震前的异常表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前震异常,指的是大地震前该区域内出现一系列小地震活动。另一类是前兆异常,指的是在地震孕育过程中,因地应力逐渐积累加强,所引起的震源及附近物质发生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气象等一系列异常变化。前兆异常又包括宏观异常和微观异常两大类。人的感官能直接觉察到的地震异常现象称为地震的宏观异常,包括地下水、生物、地声、地光、地气、气象等等异常。人的感官无法觉察,只有用专门的仪器才能测量到的地震异常称为地震的微观异常,主要包括地形变、地球物理(重力、地电和地磁等)、地下流体等等异常。

[11] 所谓长期,指未来10年内;中期,指未来1、2年内;短期,指3个月以内。临震预测指10天以内的预测,有时将其与短期预测一起统称为短临预测。

[12] 据《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作者研究,对于海城地震来说,该中期预测预报所提供的有关渤海北部地区4项前兆异常的依据并不够充分。

[13] 汪成民:《人类历史上首次取得地震预测、预防成功》,2006年12月17日,山风工作室/陈一文专栏/地震预测研究。

[14] 震后,国家地震局派人去考察,“最终结论是这些地震和自1972年11月开始的葠窝水库注水有关”。这就是说,它们并不是海城地震的实质性前震。

[15] 石硼峪台的值班记录显示了前震的密集程度,“从2月3日19点到2月4日10点共315次”,“从2月3日12∶38到2月4日18∶30为501次”。

[16] 李志永:《惊心动魄的地震亲历记》,《国际地震动态》,2005年第2期;转引自:新浪网/新闻中心/国内新闻/新世纪周刊专题,《他预报了海城地震》, 2006年07月19日。

[17] 钱钢:《唐山大地震》备忘录(一),香港,中华书局,1996年版。

[18] 记者候忠江:《30年前土仪器准确预报海城大地震》,《辽宁日报》,2005年2月8日。

[19] 朱凤鸣和吴戈等:《一九七五年海城地震》,地震出版社,1982年版。

[20] 唐山大地震时期,如果国家地震局和各级地震办对下级地震办或群测点上报的微观和宏观异常感兴趣的话,他们会组织专家对那些前兆异常进行鉴别。他们将这项工作称之谓“落实异常”。


上一页:引言;下一页:第二章 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制度原因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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